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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義會議與群眾路線
作者:陳松 日期:2018.7.1

紅軍長征,空前絕后,光照千秋。毛澤東曾說,長征是歷史紀錄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而長征中這些工作的對象,都是廣大人民群眾。長征期間召開的遵義會議,盡管中國共產黨人當時對群眾路線尚未做出定型的表述,但是群眾路線的主要內容都得到了全面的貫徹,創造了貫徹執行黨的群眾路線最為典型的經驗。正是由于中國共產黨人從遵義會議起開始在全黨認真貫徹了群眾路線,才能領導紅軍排除萬難,最終到達勝利的彼岸。本文試從遵義會議與群眾路線這個角度,作一些粗淺的探索和思考。

一、“左”傾教條主義者嚴重偏離群眾路線,導致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遭受重大挫折

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中第一次提出了“群眾路線”這個概念。群眾路線是黨的根本工作路線,是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之一,是中國共產黨最根本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中國共產黨早在創建之初就已經認識到依靠人民群眾的重要性,始終堅持以鮮明的群眾觀點和聯系群眾、組織群眾、發動群眾的良好作風從事革命活動。可以這樣說,群眾路線貫穿了中國共產黨的全部歷史。只是在不同的時期,因貫徹執行力度的不同,黨的事業的發展就有快有慢,也曾遭受過嚴重的挫折。

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中,“左”傾教條主義者嚴重偏離群眾路線,脫離實際情況,不顧敵強我弱的客觀事實,不顧中國國情,把馬列主義和蘇聯經驗當作不可侵犯的神物而百分之百的照抄照辦。“左”傾教條主義者秦邦憲(博古)身為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對軍事一竅不通,把軍事指揮大權拱手讓給李德。“軍委的一切工作為華夫同志個人所包辦,把軍委的集體領導完全取消,懲辦主義有了極大的發展,自我批評絲毫沒有,對于軍事上一切不同意見,不但完全疏忽,而且采取各種壓制的方法,下層指揮員的機斷專行與創造性是被抹殺了”。⑴ 李德誣蔑毛澤東過去應對強敵“圍剿”的“游擊戰”和“誘敵深入”方針為“游擊主義”和“逃跑主義”,予以根本否定。同時,就是身為軍委重要成員的朱德、周恩來,實際上也被剝奪了領導權。黨內政治生活極不正常,家長制、一言堂、宗派主義等思想嚴重干擾黨內的民主與集中。毛澤東為挽救危局,以高度的革命責任心,數次提出打破國民黨軍隊“圍剿”的正確主張,卻一再遭到博古、李德等人的拒絕。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中,李德完全照搬歐洲和蘇聯軍事學院的教條,采取“實行陣地戰、堡壘戰和單純依靠主力部隊的正規戰”,用“短促突擊”的戰術來輔助陣地防御戰,制定并實施了“全線出擊”、“御敵于國門之外”等單純防御的錯誤作戰方針,結果導致第五次反“圍剿”遭到嚴重的失敗,迫使紅軍不得不開始長征。

而在決定長征這樣重大的事項時,博古、李德等“左”傾教條主義者再次嚴重脫離群眾,實行“三人團”決定一切。在長征的初期,“左”傾教條主義者采取了消極避戰的逃跑主義,實行“大搬家”的笨拙方式指揮紅軍長征,使紅軍長征初期連連吃敗仗,損失慘重。當紅軍長征渡過湘江時,兵力已由長征出發時的八萬六千人銳減到三萬多人,遭受了建軍以來最重大的挫折和失敗。中國革命,處于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

 二、長征開始后,毛澤東群策群力,形成合力,爭取張聞天、王稼祥與周恩來等的支持

“偉大的事業總是在默不作聲中籌劃的。”當此危急關頭,一直被排斥的毛澤東經過深思熟慮,挺身而出,為挽救危局而運籌帷幄。長征開始后,毛澤東懷著對中國革命前途的無限憂慮,首先同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王稼祥進行了深刻交談。王稼祥曾經犯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對于“左”傾教條主義者給中國革命造成重大損失有較早的懷疑和看法。毛澤東通過列舉過去成功的經驗,對“左”傾錯誤提出批評,進一步促使了王稼祥思想上的覺悟和認識上的飛躍。王稼祥回顧說:“一路上毛主席同我談論了一些國家和黨的問題,以馬克思主義的普通真理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道理來教導我,從而促使我能夠向毛主席商談召開遵義會議的意見,也更加堅定了我擁護毛主席的決心。”⑵王稼祥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毅然同“左”傾錯誤決裂,“干脆表示,要把博古、李德他們轟下臺。”⑶

張聞天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在中央政治局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他既犯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同時也對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有較早的認識和一定程度的抵制。毛澤東在長征途中同張聞天談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問題,對他進行啟發和教育。“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紅軍主力被迫長征,使他從沉痛的教訓中,認識到王明路線的錯誤和毛澤東同志主張的正確,長征開始后,毅然參加了反對王明路線的斗爭。”⑷

最高“三人團”之一的周恩來在長征前對毛澤東的軍事路線逐步理解。尤其是湘江戰役的失利,使周恩來深刻認識到已被邊緣化的地方派代表人物毛澤東臨危不懼的決斷力以及游擊戰的軍事才能正是目前黨和紅軍所急需的。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負責人召開湖南通道會議,會議主持人周恩來開始轉向毛澤東一邊,與博古李德關系漸漸疏遠。據李德回憶,通道會議上毛澤東的提議“不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還得到了當時就準備轉向‘中央三人小組’一邊的周恩來的支持”。⑸稍后的貴州黎平會議上,同是會議主持人的周恩來更明確地站在毛澤東一邊。毛澤東有力的“群眾工作”,使支持他正確主張的人數在中央政治局內逐漸增多,為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奠定了思想基礎。

三、遵義會議前,毛澤東堅持“到群眾中去”,廣泛征求意見,建議召開“擴大”的政治局會議

遵義會議前,為了爭取大多數人的覺悟,毛澤東除了贏得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等人的支持外,還通過王稼祥、張聞天等人,聯系溝通了朱德、陳云、聶榮臻等一些領導人,逐步取得共識。據聶榮臻在回憶錄中說,王稼祥向他轉達毛澤東的意見時,得到了他的支持和贊同。聶榮臻說:“事實證明,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須改組領導。”王稼祥說:“應該讓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聶榮臻說:“完全贊成。我也有這個想法。而這個問題勢必要在高級會議上才能解決。”⑹

同時,毛澤東還堅持“到群眾中去”,在紅軍指戰員中作了廣泛的調查研究,征求大家的意見,掌握部隊思想情況。第五次反“圍剿”以來,毛澤東從所接觸的紅軍干部戰士那里,了解到從紅軍高級指揮員到連隊戰士對李德瞎指揮的批評。李德曾不滿而無奈地說毛澤東:“他不顧行軍的紀律,一會兒呆在這個軍團,一會兒呆在那個軍團,目的無非是勸誘軍團和師的指揮員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⑺ 但相對于李德的壓制群眾的專制作風而言,這恰恰是宣傳啟發大家覺悟的一種群眾醞釀的好形式,提高了黨和紅軍的領導人的思想覺悟,形成了開好遵義會議的思想基礎。遵義會議前夕,紅五軍團政委李卓然趕到遵義參加會議,晚上去看望毛澤東。毛澤東就向他了解部隊干部戰士實際的思想狀況,李卓然告訴毛澤東:五軍團廣大指戰員對李德、博古的軍事指揮都非常不滿。毛澤東對他說,這個情況明天你在會上要講一講。通過了解基層干部戰士的思想情況,使毛澤東認識到,要求改變軍事指揮,擺脫疲于奔命、被動挨打的不利局面,帶領黨和紅軍從危機四伏的劣境中走出來,是廣大基層指戰員的心聲,代表了中國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這為召開遵義會議,打下了堅實的群眾基礎。

在準備召開會議的條件成熟后,毛澤東和王稼祥、張聞天等向周恩來提出建議,在遵義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為充分廣泛地聽取群眾意見,更好地總結經驗教訓,糾正錯誤的軍事指揮,毛澤東明確建議,召開擴大的政治局會議,參會人員擴大到紅軍總部和各軍團等方面的負責人。

上述情況,據毛澤東身邊秘書王力回憶,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召開二十多年后曾在一次黨內高層小范圍的談話中也作類似的回顧:“在長征以前,在政治局里我只有一票。后來我實在不行了,我首先做了王稼祥的工作,王稼祥同意了我的觀點,又通過王稼祥,做了張聞天的工作。這樣,政治局開會,經常是兩種意見,一邊是我、王稼祥、張聞天,三票;他們那邊是四票,一票是博古,一票是李德,加上另兩位。每次開會,都是三票對四票,永遠不能解決問題。不知開了多少會,一直是三票對四票。后來一點辦法也沒有了,我就說,老是三票對四票下去不行,我們擴大一下,我把擁護我們的主張的下面的人找來,你們把擁護你們主張的下面的人也找來,搞個擴大會議。這樣,才有了遵義會議。”⑻

四、遵義會議參加者具有廣泛的群眾代表性

經過了此前通道會議、黎平會議和猴場會議的醞釀,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城紅軍總司令部召開。會議的參加者不僅限于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候補委員,還擴大到紅軍總部和直接負責軍事指揮的各軍團負責人,更有利于聽取正確的意見,作出切合實際的決議。

其中,中央政治局委員有(按姓氏筆畫為序):

毛澤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朱德(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紅軍總司令兼紅一方面軍司令)

陳云(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軍委縱隊政治委員,遵義警備司令部政治委員)

周恩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紅軍總政治委員兼紅一方面軍政治委員,長征開始時為中央“三人團”成員)

張聞天(又名洛甫,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人民委員會主席)

秦邦憲(又名博古,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長征開始時為中央“三人團”成員)

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以姓氏筆畫為序)有:

王稼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紅軍總政治部主任)

鄧發(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

劉少奇(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長征開始時為紅八軍團中央代表,黎平會議后任紅五軍團中央代表)

何克全(又名凱豐,共青團中央書記、長征開始時為紅九軍團中央代表)

紅軍總部負責人有:

劉伯承(紅軍總參謀長、軍委縱隊司令員、遵義警備司令部司令員)

李富春(中央候補委員、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各軍團負責人有:

林彪(紅一軍團軍團長)

聶榮臻(紅一軍團政治委員)

彭德懷(中央候補委員、紅三軍團軍團長)

楊尚昆(中央候補委員、紅三軍團政治委員)

李卓然(紅五軍團政治委員)

其他參加會議的人員:

鄧小平(中央秘書長)

李德(德國人,原名奧托·布勞恩,共產國際駐中共中央軍事顧問,長征開始時為中央“三人團”成員)

伍修權(李德翻譯)

二十位參會者中,有中央總負責人博古,中央書記處書記(又稱中央政治局常委)張聞天、周恩來、陳云,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朱德,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鄧發、劉少奇、何克全,紅軍總部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政治委員聶榮臻,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政治委員楊尚昆,紅五軍團政治委員李卓然,中央秘書長鄧小平,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及其翻譯伍修權。其中,毛澤東身兼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張聞天身兼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人民委員會主席;陳云身兼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劉少奇身兼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紅五軍團中央代表;凱豐身兼共青團中央書記、紅九軍團中央代表。由此可見,遵義會議參加者在黨、政、軍、工、青等方面,都有著廣泛的群眾代表性,有利于匯聚各方面的智慧和意見。

五、遵義會議堅持“從群眾中來”,依靠民主團結,吸納各方意見,很好地完成了歷史使命

1、會上的發言和討論,充分發揚民主,聽取各方意見。

遵義會議始終堅持“從群眾中來”,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通過擺事實,講道理,開展積極健康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充分發揚民主,聽取各方意見,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成為決定中國革命前途命運的關鍵。

會上的發言,主要有博古的正報告,周恩來的副報告,張聞天的反報告,毛澤東、王稼祥、朱德,還有何克全(凱豐)的發言等,可以說他們代表了參會人員的各個方面,表明了各自的立場,各種觀點產生了激烈碰撞。

博古把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中重大損失的責任推給客觀條件,幾乎沒有認識到自身主觀錯誤;周恩來批評了李德、博古的錯誤軍事指揮,同時作了自我批評,主動承擔了責任。張聞天的反報告,是根據會前同毛澤東、王稼祥討論達成共識寫成的,系統地批評了“左”傾領導者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引起很大反響。

毛澤東在聽完了三個報告后,首先發言。他在張聞天“反報告”的基礎上,從多方面條分縷析地揭露、批評博古、李德的錯誤軍事路線,有理有據,足足講了一個多小時,酣暢淋漓,入木三分。指出博古、李德的錯誤軍事路線,具體表現為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御時的保守主義,突圍時的逃跑主義。得到與會絕大多數人的一致贊成。表面上看,這次會議充滿尖銳矛盾和沖突,爭辯激烈。但背后都是為了一個包括李德、博古也在追求的人心所向的共同目標,那就是改變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出發以來,紅軍疲于奔命、被動挨打的境況。毛澤東的發言,使與會人員充分認識到“左”傾教條主義者嚴重脫離群眾的危害性,認識到錯誤指揮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必須由熟悉中國革命戰爭情況和規律的同志,來帶領黨和紅軍戰勝困難,走向勝利。

緊接毛澤東之后發言的是王稼祥。他表示完全贊同毛澤東的意見,嚴厲地批評了博古、李德違反民主集中制,在軍事指揮上個人專斷的惡劣作風。并且建議,撤銷李德在軍事上的指揮權,毛澤東應當參與軍事指揮。⑼

在王稼祥之后,朱德、周恩來發了言。“朱德同志歷來謙遜穩重,這次發言時,卻聲色俱厲地追究臨時中央領導的錯誤,譴責他們排斥了毛澤東同志,依靠外國人李德弄得丟掉根據地,犧牲了多少人生命!他說:‘如果繼續這樣的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著走下去!’周恩來同志在發言中也堅決支持毛澤東同志對左傾軍事錯誤的批判,全力推舉毛澤東同志為我黨我軍的領袖。他指出,只有改變錯誤的領導,紅軍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他的發言和倡議得到了與會絕大多數同志的積極支持。”⑽

在會上發言的其他同志有劉伯承、李富春、聶榮臻、彭德懷、李卓然等,均贊成毛澤東的意見,對博古、李德進行了批評。此外,還有一些同志在討論中表達了類似的看法。

值得稱道的是,遵義會議的氣氛是十分民主的,不同的意見也能暢所欲言。博古在主報告中,不承認犯了軍事路線錯誤,對中央蘇區和紅軍的重大損失,不愿承擔責任。李德拒絕與會者對其的批評,不承認自己在軍事、組織上犯了大錯誤,而竭力把責任推向客觀和中共臨時中央。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共青團中央書記凱豐站在博古、李德一邊,不同意毛澤東、張聞天等的意見,并指責毛澤東不懂馬列主義,只是憑著《孫子兵法》指揮打仗。但會議并未壓制他們,允其正常地作報告、發言,可對會議的決定保留自己的意見。

2、會議作出的決定,通過民主決策,集中群眾智慧。

會議作出的第一個決定,是關于戰略轉移的目的地問題。此前的黎平會議決議決定,紅軍要在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進而在川黔邊地區建立根據地。在遵義會議上,劉伯承、聶榮臻認為不妥,因這一帶人煙稀少,少數民族聚居,黨的工作缺乏基礎,不適合創建根據地。他們建議紅軍應設法北渡長江,與紅四方面軍會合,爭取在川西或川西北地區創建根據地。與會同志認真聽取他們的意見,進行了充分的考慮,在權衡利弊的情況下,做出“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來創造蘇區根據地的決議,一致決定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并在會議的第二天就向全軍發出軍事部署的命令。

關于遵義會議上最重要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會議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根據多數人的意見,經過民主表決,通過了四條決定:

①毛澤東增選為政治局常委;

②指定洛甫起草會議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中去討論;

③常委中再進行適當分工;

④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為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

毛澤東進入黨和紅軍的核心領導班子,體現了黨心軍心的最大意愿,這是遵義會議最大的民主體現。正是這一民主的結果,使遵義會議成為黨和紅軍生死攸關的重大歷史轉折。

3、會議本著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會風,充分發揚黨內民主,保證了全黨全軍的團結。

在會議過程中,李德、博古受到大家批評,被罷免了軍事指揮權力。但據伍修權回憶:“博古同志雖然是會上(遵義會議——引者注)主要批判對象之一,但他的態度也是比較端正的。他主持會議,卻不利用職權壓制不同意見,表現了一定的民主作風和磊落態度。會后,他又堅決服從和執行中央的決定,并嚴正地拒絕了別人的挑撥性意見。”⑾李德也在會上說:“我請求允許我在第一軍團呆一段時間,使我能夠在前線的直接實踐中更好地認識毛所大肆強調的中國內戰的特殊性。”⑿這也是難能可貴的。說明他們雖然犯了錯誤,但他們遵守黨的紀律,堅持了民主集中制,服從真理,顧全大局,有著堅強的黨性。

同時,遵義會議后中央對犯錯誤的同志沒有過多追究個人責任,繼續給他們安排適當的工作,而不是一棍子打死。李德、博古在會上沒有完全接受大家的批評,不能完全認識到自己的錯誤,黨就讓他們在實踐中逐步提高思想認識,懲前毖后,治病救人,保證了全黨全軍的團結。博古從中央一把手的位置上被調整下來后,仍保留中央政治局常委,負責宣傳工作,主編黨中央機關報《斗爭》。凱豐繼續主持團中央工作,后來還負責少數民族委員會事宜。李德隨紅軍走完長征全程。在長征后期,中央發揮李德熟悉軍事業務的特長,讓其主持紅軍的整編工作。所以說遵義會議是一次堅持民主集中制,充分發揚黨內民主,正確處理黨內矛盾的成功的會議。

六、遵義會議開始在全黨確立起群眾路線,使中國革命從此轉危為安,走向勝利

遵義會議以后,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堅持并發揚了黨的群眾路線,重新恢復了紅軍的民主傳統,從而使廣大紅軍指戰員的創造性得到了充分的發揮。

1、在群眾中廣為傳達,堅決貫徹遵義會議精神。

遵義會議前的中央“三人團”嚴重脫離群眾,長征前未在紅軍指戰員中進行宣傳發動。經調整后的黨中央密切聯系群眾,按遵義會議關于把會議決議交黨支部討論的決定,在決議為政治局常委會審議通過后,廣為傳達,讓廣大指戰員盡量知曉,堅決貫徹。為便于傳達,學習討論,政治局常委會還審定下發了《遵義會議決議大綱》,亦由張聞天擬就,僅2000余字,簡明扼要。中共中央領導張聞天、毛澤東、陳云等還從百忙之中,抽暇親自傳達,1935年2月10日,軍委縱隊在扎西舉行營、科長以上干部會,張聞天冒雨在會上傳達遵義會議精神,拉開傳達工作的序幕。2月18日,二渡赤水前夕,毛澤東乘晚間宿營,在紅一軍團直屬隊排以上干部會上,傳達會議精神。紅軍渡過赤水后,毛澤東又利用晚間宿營,前往紅三軍團司令部駐地,在干部會上傳達遵義會議精神。陳云為了搞好傳達,結合親身經歷,寫出了《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其中記有許多重要史實。中共中央還致電遠離中央的紅二、紅六軍團,紅四方面軍和蘇區中央軍區,傳達會議精神。紅軍官兵聽傳達后,明白了博古、李德所犯的“左”傾軍事錯誤及其危害,消除了心中郁積已久的不滿情緒。他們得知中央今后改用毛澤東倡導的戰略戰術原則指揮軍事,信心大增。

2、恢復中央領導人民主決策、集體議事的良好作風。

遵義會議取消了中央“三人團”,狠批了博古、李德專橫武斷的作風,會后中央領導人集體議事的優良傳統得到恢復。僅據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的粗略統計,從遵義會議結束至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吳起的9個月內,有毛澤東參加的中央領導人集體議事會就有16次之多,其中中央政治局會議3次,政治局擴大會議6次。長征后期,情況更加復雜。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在四川省松潘縣沙窩舉行會議,為加強常委會工作,發揮常委會作用,決定常委會每周至少召開一次。遵義會議后,中央還注意聽取一些軍團負責人就軍事問題提出的建議,采納其合理部分。

3、進一步完善民主集中制原則,克服軍事指揮上的極端民主化。

遵義會議后,中央總負責人張聞天與以前的博古一樣,不熟悉軍事。為避免重蹈博古個人專斷的覆轍,遇有軍事問題,都召集中央、軍委領導人集體商議,與會者有時達20人之多,意見難以統一時,即用投票決定。長征處于機動性極大的流動作戰之中,敵情瞬息萬變。上述議決方式,對軍事斗爭不利。為保證軍事指揮的及時、果斷、正確。以免貽誤戰機,1935年3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貴州省遵義縣茍壩舉行會議,成立由周恩來、毛澤東和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在小組里,毛澤東起核心、主導作用。小組對中央政治局負責,按政治局的決策,全權處理各種軍事指揮問題。這樣,既堅持了實行群眾路線的民主決策,又實現了民主決策之后行動落實的快速和集中,使紅軍得以排除萬難,最終獲得長征的勝利。

綜上所述,遵義會議開創了中共堅持群眾路線反對黨內違反民主集中制這一組織原則的勝利斗爭的先河。從會議的醞釀、準備、召開、傳達的過程來看,遵義會議不愧為中共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貫徹執行群眾路線、實行集體領導的光輝典范,是黨的建設史上的偉大轉折點。

注釋:

⑴《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9—470頁。

⑵王稼祥:《回憶毛主席革命路線與王明機會主義路線的斗爭》。

⑶王稼祥夫人朱仲麗:《“關鍵一票”的由來——王稼祥同志談遵義會議》,全國政協《革命史資料》第1期。

⑷劉英:《深切悼念張聞天同志》,1979年8月26日《人民日報》。

⑸⑺⑿[德]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1932-1939)》,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版,第124頁、第119頁、第140頁。

⑹《聶榮臻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12月第2版,第68頁。

⑻《葉永烈采訪手記》,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年2月第1版,第596-597頁。

⑼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紅軍長征史》,中共黨史出版社、萬卷出版公司2006年第二版,第83頁。

⑽伍修權:《生死攸關的歷史轉折——回憶遵義會議的前前后后》,《遵義會議文獻》,第117頁。

⑾伍修權:《回憶與懷念》,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128頁。

(作者系遵義會議紀念館黨總支書記、館長、研究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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