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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義會議期間平反起用的十位紅軍將領
作者:張小靈 日期:2018.6.1

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糾正了在黨內統治四年之久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路線。遵義會議還使陳賡、肖勁光等十位曾遭受錯誤處分的長征將領們的命運發生了改變,他們先后陸續得以平反或起用,成為后來戰功卓著的高級將領。

 陳賡:中央特科被捕受誣,陳云談話恢復黨籍

陳賡,湖南省湘鄉人,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5年10月,在第二次東征時,在華陽附近戰斗失利,叛軍追了過來。到前線督戰的蔣介石怕被叛軍俘虜,拔槍企圖自殺。陳賡不顧個人安危,連背帶拖,將蔣救了出來。1927年8月參加南昌起義,到賀龍部隊任營長。1928年起,主持中共中央特科的情報工作。1933年3月,陳賡在上海被叛徒出賣被捕,并由上海解往南昌。正在南昌指揮對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圍剿”的蔣介石親自用高官厚祿進行勸降。陳賡大義凜然,嚴詞拒絕。1933年5月,經黨組織和宋慶齡等營救脫險。陳賡這段臨死不屈的經歷,黨內竟然有人懷疑為“叛變”。 雖然他后來回到紅軍隊伍里,但黨籍卻沒有恢復。

據陳賡兒子陳知建回憶,當時王明他們說:陳賡這家伙被捕了,要么會死,要么會叛變,既然他出來了,那肯定是叛變。于是就派人來殺他。來殺陳賡的人原來是陳賡的部下,他找到陳賡,說我是來殺你的,你快跑吧。陳賡就跑到了蘇區,經過審查,寫材料向黨組織上把獄中的表現講清楚。1933年 8月,陳賡輾轉到達中央蘇區。由于他被捕4個月,組織上要對他進行審查。在被審查期間,不能擔任要職,被分配到“彭(湃)楊(殷)步兵學校”當校長。

1934年10月,陳賡隨中央紅軍長征,被任命為紅軍干部團團長。干部團是儲存干部的隊伍,絕大多數是富有戰斗經驗的年輕的連排干部;同時,它也是一支特殊的隊伍。在“左”傾機會主義統治下,那些遭受“殘酷斗爭、無情打擊”而受處分的干部,也都當成包袱甩在這里。連團長陳賡本人,也還在接受審查。長征途中,干部團主要任務是做警衛工作,保證黨中央的安全,必要時也配合主力部隊作戰。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了擴大會議,陳賡率領干部團擔任警衛工作。周恩來說:“你應當像在上海保衛黨中央那樣保衛這個會議的召開”⑴。 陳賡認真完成了任務,建立了歷史的功勛。在此期間,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縱隊政治委員、紅軍遵義警備司令部政治委員陳云代表組織找陳賡談話,恢復了他的黨籍。

肖勁光:黎川失守被開除黨籍軍籍,遵義戰役后起用紅三軍團參謀長

肖勁光 ,湖南長沙人。1922年加入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赴蘇聯入列寧格勒軍政學院學習。1930年回國后,任閩粵贛軍區參謀長兼政治部主任、紅十二軍參謀長、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校長、第五軍團政治委員、紅十一軍政治委員等職。1933年9月,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發動了第五次“圍剿”。黎川作為戰略要地,成為敵我雙方爭奪的焦點。進犯黎川縣縣城的,是陳誠指揮的北路軍周渾元部的3個師3萬余人。蘇區閩贛軍區司令部設在黎川城,軍區司令員兼政委是肖勁光。就在黎川大敵壓境的前一個星期,李德卻將肖勁光的主力部隊全部調走,其主力19師被調往福建,獨立師被調往峭石。黎川幾乎成了一座“空城”,只利下肖勁光的一支70人的教導隊和一些地方游擊隊。黎川無法“死守”,肖勁光只好率部撤出黎川,退到60公里外的溪口。

黎川失利,博古和李德十分惱怒,把肖勁光召到“前總”所在地福建建寧關押了起來。博古和李德想在軍隊中反對所謂“機會主義”,打擊擁護毛澤東路線的人,于是借”黎川事件”拿肖勁光開刀。因為肖勁光1930年從蘇聯回國被派往中央蘇區擔任閩粵贛軍區參謀長后,在反“圍剿”斗爭中,很快認識到毛澤東軍事思想比在蘇聯學的要更適合中國國情,是毛澤東軍事路線的擁護者和執行者。

肖勁光在瑞金被關押后,“前總”召開了黨的活動分子會議,其主要內容就是對“肖勁光機會主義”進行批判,對肖勁光個人進行殘酷斗爭,無情打擊。 1934年1月6日上午,最高臨時軍事法庭在瑞金對肖勁光實行“公審”。在沒有充分證據的情況下,大會執行主席宣布“公審”結果:開除肖勁光的黨籍和軍籍,判處5年徒刑,無上訴權。可對此處理,還有人認為太輕了,甚至提出要殺掉肖勁光。

“公審”肖勁光,毛澤東并不知道。“公審”大會之后,毛澤東聞訊,便委托賀子珍去看望肖勁光。對要殺掉肖勁光的意見,毛澤東更是堅決不同意,力保肖勁光。時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也不同意,拒絕簽字。一個月后,在毛澤東的保護下,肖勁光非但沒有被殺,還“獲釋”去紅軍大學任戰術教員。

1934年10月初,紅軍大學接到通知,準備轉移。紅軍大學改編成干部團上級干部隊,肖勁光被任命為隊長。不過,個別領導對他依然不放心。為防止他逃跑或干出什么壞事,竟布置了一些人暗中監視他。 1935年2月底,在第二次攻打遵義的戰斗中,肖勁光率干部團上級干部隊和羅炳輝的紅九軍團后衛部隊不到200人,在婁山關頂住國民黨軍一個師,為保衛黨中央的安全,為取得長征以來第一個大勝仗遵義戰役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戰后,在肖勁光趕到遵義城的當天晚上,周恩來約見了他。

據肖勁光后來回憶:一見面,他(周恩來)就關切地問:“上干隊的同志都到了嗎?住下沒有?有沒有傷亡?”我回答說,都住下了,沒有傷亡。他聽了很高興,贊揚我們在婁山關這一仗打得好,保衛了遵義,保衛了黨中央。隨后,他對我講了不久前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的主要精神,說會議開得很好,批判了錯誤路線,毛澤東同志又回到了黨中央和軍委的領導崗位上。他還告訴我:會議認為,你的問題過去搞錯了,取消了對你的處分,決定恢復你的黨籍、軍籍。中央還要考慮重新安排你的工作。⑵

聽到周恩來的談話,肖勁光激動得差點掉下淚來。數十年后,他在回憶當時的情形時說:“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取得了勝利。我盼望已久的這一天終于來到了。”⑶

四渡赤水后,肖勁光被調到彭德懷的紅三軍團,接替葉劍英擔任軍團參謀長。歷史對“黎川事件”,終于作出了公正的評判。

羅明:因“羅明路線”受打擊,遵義會議后被起用紅三軍團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長

羅明,廣東大埔縣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任中共汕頭地委書記,1927年任中共閩西特委書記。1928年2 月任福建臨時省委書記。1932年10月的寧都會議后,毛澤東從瑞金抵達福建長汀福音醫院養病,在那里見到了即將出院的羅明,同他談了整整一個上午。毛澤東指出,要在福建開展廣泛的游擊戰爭,配合主力紅軍進行運動戰,以粉碎敵人的第四次“圍剿”。鑒于閩西的嚴峻形勢,毛澤東特別強調要在上杭、永定、龍巖等老根據地開展游擊戰爭,以牽制和打擊國民黨軍隊主力的進攻。

羅明出院后,在福建長汀主持召開中共福建省委會議,傳達毛澤東的意見。大家一致表示擁護毛澤東的意見,并決定由羅明任省委特派員去杭、永、巖進一步開展游擊戰爭。羅明到了前方后,便按毛澤東在第一、二、三次反“圍剿”中的作戰經驗,領導蘇區軍民開展靈活機動的游擊戰,消耗敵人的有生力量,取得了一定成效。

1933年1月,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等人經共產國際批準后由上海遷往中央蘇區。正在上杭的羅明前去迎接。在聽取匯報中,博古了解到羅明擁護和貫徹的是毛澤東關于開展游擊戰爭、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敵人的戰略方針,遂心懷不滿。不久,即以羅明執行的是“機會主義的、取消主義的逃跑退卻路線”為由,發起了反“羅明路線”運動。并使這個斗爭擴大到整個中央蘇區和周圍的各個蘇區,使許多同志被冤枉、誣害、犧牲,造成了不可補救的損失。

1933年2月,羅明被免去省委代理書記職務,與夫人謝小梅被調到中央黨校,擔任教務處長兼黨班班主任,負責編寫黨的建設的教材,并講授了部分課程。長征前夕,李維漢來黨校找羅明談話,說要派學員去蘇聯學習,要羅明提出百余人的名單。在開始長征后,羅明才知道,李維漢要選派的學員不是派去蘇聯學習,而是參加長征。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毛澤東重新回到紅軍的領導崗位,指示要起用受“左”傾教條主義路線打擊的干部。很快,“羅明路線”的代表人物羅明被起用了,擔任紅三軍團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長。在二渡赤水后的婁山關戰斗中,羅明和胡耀邦在指揮部隊隱蔽時,同時被敵機炸傷。胡耀邦輕傷,羅被炸成重傷,左手大動脈被彈片擊中,流血過多,當時就昏了過去,被送到了干部休養連治療休養。因傷勢太重,被留在了貴州,未能走完長征。

 陸定一:被“左”傾集團“削職為民”,遵義會議后起用為紅一方面軍政治部宣傳部部長

陸定一,江蘇無錫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4月,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1928年,陸定一任中國共產黨駐莫斯科代表團代表時,同王明等“左”傾集團產生了分歧。1930年陸定一回國,任團中央宣傳部長。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以后,王明上臺,利用手中權力,打擊迫害陸定一,先以“調合主義”罪名,撤銷其工作;繼而以“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再給降職處分;到1933年則誣為“逃跑回家”,將陸定一開除團籍。分配工作時,臨時中央代總書記博古對他說:“你就在我樓下辦公,當個‘刻字匠’吧!”⑷具體工作是刻臘版,給報刊寫寫一般性的文章。

1934年10月,紅軍開始長征,沒有任何職務的陸定一扛著一根梭鏢匆匆上路。途中,陸定一干重活,抬擔架,挑東西。后來,隊伍需要宣傳鼓動工作,他就寫標語,貼標語,標語的內容,有的是對自己軍隊,鼓動大家戰勝困難,勇敢向前;有的是對人民群眾,講紅軍政策,還有的是分化瓦解敵人。陸定一撰寫的通訊《老山界》,詳細地記載了紅軍長征及宣傳工作的情況,記錄了紅軍翻越老山界的艱難困苦,也記錄了一個普通宣傳隊員一天的工作。重讀這篇文章,我們再次被紅軍的革命英雄主義與革命樂觀主義所鼓舞,同時也可窺見當時紅軍宣傳工作之一斑。

遵義會議是中國革命的轉折點,也是陸定一人生之旅的重要轉折點。遵義會議結束不久,長期遭受壓制打擊的陸定一被重新起用,擔任紅一方面軍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并接替鄧小平主編《紅星報》。1935年2月10日,張聞天在扎西召開的軍委縱隊干部會議上,傳達了遵義會議決議。2月19日,陸定一即在《紅星報》第十期上刊登了《軍委縱隊黨的干部會議決議案》,表示“完全同意洛甫同志關于反對五次‘圍剿’總結的報告,一致擁護中央政治局的決議”。這一期《紅星報》,第一次向全黨全軍宣傳了遵義會議的正確決議,極大地振奮了軍心,鼓舞了士氣。

整個長征途中,陸定一在作戰頻繁、戰情緊急、印刷材料缺乏的情況下,集新聞采訪、編輯、組稿、排版、校對、油印等工作于一身,冒著槍林彈雨,共主編出版了近10期《紅星報》, 每期印刷達七八百份,發揮了重要的宣傳、動員和教育作用。紅軍指戰員稱《紅星報》為“戰士的良友”、“革命戰爭的一只有力喇叭”、“一面大鏡子”。 ⑸

楊至成:因“緊跟”毛澤東受牽連,遵義會議后被起用為軍委先遣工作團主任

楊至成,侗族,1903年出生于貴州省三穗縣。1927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南昌起義后,隨朱德、陳毅到井岡山。1930年4月到1933年1月,歷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校務部部長、軍總兵站主任、總供給部部長兼政治委員等職,統管全軍后勤物資的采購、生產和供給。毛澤東十分重視軍隊后勤工作,指出:地方財政收入除了可以加重對剝削階級的征收外,還應努力進行經濟建設,發展生產,打破封鎖,增加收入。楊至成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精神,依靠群眾,自力更生,白手起家,因地制宜,卓有成效地開展后勤保障工作,有力地支援了前線戰斗,為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圍剿”斗爭取得勝利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時,毛澤東已被剝奪了在黨內軍內的領導權。隨后,“緊跟”毛澤東的楊至成也受到牽連。“左”傾教條主義的領導者在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的失利時,以楊至成“不能從正規上補給紅軍”、犯了官僚主義為名,在1934年5月宣布撤消了他總供給部長兼政委的職務,貶為負責軍容風紀的隊列科長。在楊至成受到批判時,毛澤東雖已處境艱難,但還是為他講了公道話,解除了楊至成的險惡處境。

1934年10月,楊至成隨中央紅軍參加長征。1934年12月15日,中央紅軍占領貴州的邊城黎平,來到楊至成的家鄉。由于當地地瘠民貧,老百姓從未見過紅軍,又受反動宣傳的蒙蔽,不少人躲進了深山,并藏起了糧食,紅軍生活產生了極大困難。楊至成利用自己是貴州人,且是侗族人的身份,到部隊駐地周圍的村寨開展工作,和藹地用當地的土話同老鄉們交談,向他們宣傳紅軍是干人兒(即窮苦人)的隊伍,是打欺侮干人兒的國民黨反動派的。通過艱苦細致的宣傳工作,打通了同少數民族的關系,使紅軍比較順利地通過了少數民族地區。同時,他還踴躍參與宣傳群眾,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把跑進深山的老鄉們找回來,為部隊后勤工作作出了積極貢獻。

1935年1月,黨中央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清算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實事求是地肯定了紅軍反“圍剿”戰爭中的后勤供給工作:“解決了前方紅軍財政上的糧食上的與一切其他物質上的需要。……造成了徹底粉碎五次‘圍剿’的有利條件。”⑹這也是對楊至成所負責的紅軍后勤工作的正確評價。重新回到紅軍領導崗位的毛澤東,決定立即起用楊至成,任命他為軍委先遣工作團主任。楊至成受命后,立即在遵義、桐梓等地大力籌集糧食、物資,充實紅軍財政收入,為紅軍四渡赤水、搶渡金沙江奠定了物質基礎。紅軍翻過大雪山后,楊至成受命在毛兒蓋、蘆花蕩等地籌集糧食30多萬斤,支持中央紅軍通過草地,使瀕臨絕境的紅軍奇跡般地渡過了難關,取得了長征的偉大勝利。

方強:按照毛澤東指示打了勝仗反被撤職,遵義會議后起用為干部團黨總支書記

方強,1911年出生于湖南省平江縣。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平江青年義勇隊政治指導員、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1師2團政委等職。1933年6月,方強從中央警衛團政委調任紅二十二師政委,率部近萬人駐守中央蘇區南大門——江西會昌筠門嶺。當時,前任師長程子華調走,接任師長周子昆尚未到任。方強肩負起整個作戰指揮的重任。10月,蔣介石調集百萬軍隊對中央蘇區發動了第五次“圍剿”。由于當時“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占據了統治地位,紅軍不能按照正確的戰略戰術打仗,紅二十二師與國民黨軍隊進行了慘烈的戰斗,最終只能被迫撤退。而毛澤東此時正好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的身份來到了贛南。他雖已不再擔任紅軍總政委,但與方強非常熟悉。獲悉情況后,擔憂紅軍生死存亡的毛澤東直接給方強打電話,告訴他要總結經驗教訓,仗要如何打,如何與敵周旋。按照毛澤東的指示,紅二十二師打了勝仗。被“左”傾路線把持的臨時中央負責人獲悉方強執行了毛澤東的指示,卻立即撤銷了他的師政委職務,并把他關進了國家保衛局。1934年10月初,由于年紀輕、工人出身,又是紅軍的師級干部,他僥幸地被押著隨中央紅軍開始了長征。長征途中,方強心中背負著沉重的壓力,總覺得背著一口黑鍋行軍。人們有說有笑,有人還低聲哼著紅軍的歌,方強卻低著頭,悶聲悶氣地只顧跟著隊伍往前走。

在搶渡湘江后,紅軍突然改向敵人力量相對薄弱的貴州進軍。按照原先計劃,紅軍應該與紅二、六軍團會合,方強感覺到有些不同尋常,悄悄地問保衛營營長吳烈這是誰的主張。在得知吳烈說是毛澤東的主張時,方強重新看到了希望。

人們總是把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比喻成一線曙光,對此,方強的感受更加強烈。遵義會議后,張聞天同志根據毛澤東的發言精神,起草通過了《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即“遵義會議決議”)。正是這個《決議》,挽救了方強和一批關押在保衛局的紅軍干部的政治生命。遵義會議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國家保衛局局長鄧發鄭重地向方強宣布:你自由了,黨將重新給你分配工作。方強被分配到中央軍委紅軍干部團,先擔任政治營的政治教員。不久,調任干部團的黨總支書記。卸下了政治“包袱”后干勁十足的方強,率領偵察排,偽裝成國民黨部隊,強行渡過金沙江的皎平渡,一舉打下火焰山陣地,殲滅了數倍于己的敵軍,奪取通安州戰斗的勝利,保證了中央紅軍主力順利渡過金沙江,使紅軍跳出了數十萬敵人的圍追堵截。

洪水:因擁護毛澤東被誣為“高級特務”,遵義會議后撤銷處分恢復黨籍

洪水,原名武元博,1906生于越南河內一個地主家庭。1924年到廣州加入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1926年入黃埔軍校第五期,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參加廣州起義。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了反革命政變,他退出了國民黨,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廣東東江參加了武裝革命斗爭。由于敵人稱東江的紅軍是洪水猛獸,在1929年一次紅軍干部大會上,武元博就說:“敵人罵我們是洪水猛獸,好,我就改名為洪水!”1932年,洪水擔任蘇區國家政治保衛局執行部部長。1934年,在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是唯一的外籍委員。由于他擁護毛澤東的正確路線,在毛澤東受“左”傾錯誤路線排擠時,他也被打成了“高級特務”,被開除了黨籍。1934年10月,中央紅軍被迫離開瑞金開始長征,在朱德、劉伯承的關心下,洪水被編入中央干部團,負責長征途中的宣傳鼓動工作。1935年1月,遵義會議糾正了黨內錯誤路線,中央撤銷了對洪水的處分,為他摘掉了“高級特務”帽子。據洪水的長子、全國政協委員、華僑委員會法案室原主任陳寒楓(隨其母親陳劍戈姓)2011年7月5日在參觀遵義會議紀念館時回憶,當時的干部團政委宋任窮后來親口告訴陳寒楓:中央根據遵義會議精神作出決定后,是宋任窮親自找洪水談的話,并當面宣布恢復了他的黨籍。因而,洪水對遵義會議重大意義的認識比一般人更為深刻,他曾多次表示:遵義會議不僅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革命,也挽救了我洪水個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長征途中,洪水還第二次被打為“國際特務”。在紅軍一、四方面軍會師后,在部隊是北上還是南下的問題上,朱德、劉伯承與張國燾發生了爭執。洪水不畏權勢,堅定地站在正確立場上,當面與張國燾爭論起來,指責他的錯誤路線。洪水的態度和言行激怒了張國燾,出于報復,張國燾將他定性為“國際間諜”,并準備予以處決。后經朱德、劉伯承的保護,才幸免于難,但是被再次開除了黨籍。紅軍長征到達延安,張國燾分裂中央、分裂紅軍的行徑受到批判,洪水勇于同錯誤勢力進行斗爭的革命精神受到表揚和肯定,黨中央再次撤銷了對他的處分,又恢復了他的黨籍。盡管兩次蒙冤,但洪水在挫折面前選擇了勇敢面對,以更加高昂的斗志投入到革命中去。1955年,他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軍銜,是人民解放軍第一次授銜的一千多名將軍中唯一的外籍將軍。由于他已于1948年1月被授予越南人民軍少將軍銜,這使他同時也是世界少有的兩國將軍之一。

王觀瀾:因支持毛澤東被排擠,遵義會議后起用為中央工作團主任

王觀瀾,浙江臨海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被黨組織派往蘇聯學習。1931年初,王觀瀾秘密回國前往江西中央蘇區工作。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后,毛澤東當選為主席,指派他主編《紅色中華》,擔任總編輯。當時,王觀瀾和毛澤東的住處僅一墻之隔。一向重視宣傳工作的毛澤東,經常到《紅色中華》編輯部去看望大家,指導工作,同王觀瀾促膝談心,交換意見,兩人成了知心朋友。后來,中央蘇區領導層在斗爭方針上出現分歧,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占據上風,排斥毛澤東的領導。王觀瀾站在毛澤東一邊,支持他的正確意見。此舉引起堅持“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者的不滿,他被強行開除黨籍,撤銷了《紅色中華》總編輯的職務。毛澤東將王觀瀾留在中央政府土地部擔任秘書工作,并以“在中央政府工作,需要解決黨籍問題”為由,恢復了王觀瀾的黨籍。隨后,毛澤東用中央政府的介紹信,派王觀瀾作為中央政府代表到各地檢查工作。

面對“左”傾領導人的強大政治壓力,王觀瀾的革命意志毫不動搖。他不怕戴“狹隘經驗主義”、“富農路線”、“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毅然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在中央政府所在地葉坪鄉,進行“查田”試點工作。王觀瀾把鋪蓋搬到農民家中,同農民群眾朝夕相處,了解的情況更多、更細、更實,毛澤東深為贊賞。  

1934年10月,王觀瀾踏上了長征路。遵義會議后,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隨即,黨中央起用王觀瀾擔任中央工作團主任。在翻越雪山的進軍過程中,為了保障紅軍能順利過草地北上抗日,王觀瀾奉命籌集糧食。他四處奔跑,衣服和鞋子都破了,腳趾頭露在外邊,嚴重影響走路。加之身染重病,處境極度困難。幸好,途中巧遇毛澤東、林伯渠、徐特立等人,毛澤東將自己從江西蘇區帶來的一雙新布鞋送給王觀瀾,徐特立和林伯渠則分別送給他一條褲子和一塊油布。長征后期,王觀瀾正是身披林伯渠送的油布,腿穿徐特立送的褲子,腳蹬毛澤東送的布鞋,一步一個腳印,歷經千難萬險,才順利到達了陜北根據地。

周子昆: 險些成為李德推卸責任的冤魂,遵義會議后被起用為紅五軍團參謀長

周子昆,廣西省桂林市人,1925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過南昌起義、湘南起義,1928年4月到井岡山后,歷任紅4軍教導隊副隊長、獨立22師師長等職。1934年4月,他和22師師政委方強等認真總結部隊作戰失利的教訓,按照毛澤東的軍事戰略戰術,采取“零敲牛皮糖”的打法,組織精干部隊,抓準戰機,向敵軍的側翼突然出擊,快打快撤,干凈利落地吃掉了敵人五六支前伸的部隊。接著,親率師主力五個營夜襲周田,殲滅敵正規軍一個營和大批地方武裝,初步扭轉了贛南戰事的被動局面。1934年6月中旬,毛澤東看了二十二師的《戰斗詳報》,親臨該師駐地會昌縣李官山,勉勵部隊,并同該師營以上干部座談,共同總結經驗教訓。不久,毛澤東揮筆賦詞《清平樂·會昌》。詞中的“風景這邊獨好”,是對周子昆等贛南軍民的高度贊賞。

1934年10月上旬,紅一方面軍開始長征,二十二師編入紅九軍團,擔任中共中央軍委縱隊的左翼掩護任務。12月初,紅一方面軍抵達桂北,蔣介石調集25個師進行圍追堵截,妄圖把紅軍殲滅于湘江以東地區。為突破敵人的最后一道封鎖線,紅軍與敵軍展開血戰。紅九軍團掩護中央縱隊渡過湘江后,敵人的五路追剿軍蜂擁而至,二十二師左沖右突,傷亡慘重。周子昆負傷后,率余部突出重圍,追上了主力。

中央紅軍渡過湘江之后,已由長征開始時 8.6 萬余人,銳減至3萬余人,一種失敗與埋怨的情緒籠罩著全軍。共產國際軍事顧問、“太上皇”李德為推卸責任,竟拿周子昆開刀,斥責他“臨陣脫逃”,命令警衛班把他捆起來,送軍事法庭處置。對李德殺一儆百、掩飾責任的處置,在場的博古不開腔明確支持,而周恩來又不在場。關鍵時刻,毛澤東出面干預了。他拉著周子昆對一臉怒氣的李德說:“這件事讓我來處理吧!”說著把周子昆領走了。在后來李德追問毛澤東是如何處置周子昆時,毛澤東說:“我把周師長放了,讓他到前線帶兵打仗去了,用中國人的話說叫‘立功贖罪’,不過周師長是沒有罪的。罪在上面!”李德氣急敗壞,與毛澤東吵了起來。為了保護周子昆,毛澤東不惜與李德發生了第一次面對面的沖突。由于他在大庭廣眾中揭了李德的短,擊中了他的要害,使李德十分尷尬,不敢發作,從而便保住了周子昆。毛澤東的“處理”是將周子昆送往附屬醫院,叮囑他沉著氣,養好傷,日后再“執掌兵符”。

遵義會議后,毛澤東重新回到紅軍領導崗位。不久,周子昆復出擔任紅3軍團副參謀長。1935年1月24日,接替生病住院的陳伯鈞出任紅五軍團參謀長。⑺ 他沒有辜負毛澤東的期望,在二占遵義、四渡赤水、搶渡金沙江等戰役中,積極協助軍團首長,指揮部隊出色地完成了作戰任務。

 李井泉:與毛澤東關系“特殊”兩次被批判,遵義會議后被起用為中央直屬縱隊政治處主任

李井泉,江西省臨川縣人,1927年參加了南昌起義。1930年夏天,李井泉受東江特委派遣,去中央蘇區紅四軍前委送信做聯絡工作,前委書記毛澤東接見了他,語重心長地說:“你很年輕,精明強干,又有文化,很適宜做政治工作,希望努力學習馬列著作,深入實際,深入基層與士兵共甘苦。把自己的知識和才能貢獻給工農大眾。”隨即,他被分配到紅一方面軍政委(毛澤東擔任)辦公室擔任秘書長,一直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得到毛澤東的器重和賞識,先后擔任紅四軍補充團政委、紅一方面軍司令部直屬隊黨總支書記、紅三十五軍政委、贛南獨立第三師政委、紅二十一軍政委等職。

由于他與毛澤東的特殊關系,1933年初夏,在前線的李井泉得到通知,要他去瑞金中革軍委接受“談話”。 執行“左”傾錯誤路線的中革軍委總政治部組織部負責人嚴厲批評他是右傾,實際是指責他屬“毛派”的,要他交待自己的“右傾錯誤”,要他揭露鄧、毛、謝、古等人。會后,對李井泉宣布了三條處理意見:一是通報批評;二是取消其上“紅校”深造的資格;三是從主力紅軍下派到地方武裝帶新兵。這既是黨內處分,也算是懲罰。李井泉以大局為重,服從分配到紅三軍團第1補充師任政治委員。

1934年春夏之交,紅軍第五次反“圍剿”進入了極度艱難時期,當時擔任紅三軍團第3補充師政委的李井泉接手對突擊擴紅組建的部隊進行集訓。盡管他工作做得很細,但仍發生部分新兵走失的現象。他如實將情況向上級作了匯報。雖然當時出現這種現象的部隊很多,但由于李井泉是曾被列入右傾機會主義者黑名單的人,他帶的部隊出了逃兵就成了首當其沖。執行“左”傾錯誤路線的中央組織部、總動員部負責人下令將李井泉撤職查辦,并在軍隊干部中開展批判。指責他執行“羅明路線”,犯了嚴重的“退卻逃跑”錯誤。

受批判后,他接受了新的發落:被安排到瑞金九堡的紅軍學校任連隊教員。雖在當時的紅軍序列里,仍將其列為紅三軍團四師政治部主任,實際他此時只是一般教員。

1934年10月,李井泉參加了長征。1935年1月遵義會議后,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得以恢復和確立。李井泉被起用為中央直屬縱隊政治處主任,協助司令員劉伯承抓好直屬縱隊的思想政治工作,為紅軍大部隊做出表率。后來在一次向毛澤東匯報情況時,毛澤東曾經就他在中央革命根據地兩度遭貶的事,要他寫個申訴材料報中央。而李井泉并沒把此事放在心上。不計個人得失的他,在長征中先后擔任四川省冕寧縣革委會主席、游擊總隊政委,紅四方面軍第九軍政治協助員,紅二方面軍第四師政委等職。“在長征中,李井泉同志先后在一、四、二方面軍工作,他兩次過草地,歷盡艱辛,始終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維護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⑻ 為革命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貢獻。

注釋:

⑴《陳賡傳》第77頁,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年第2版。

⑵、⑶《肖勁光回憶錄》第161頁、第162頁,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

⑷王敬:《長征路上的陸定一》,《新聞與寫作》2006年第10期 。

⑸劉明鋼:《陸定一與紅軍長征途中的宣傳工作》,《文史春秋》2006年第10期。

⑹《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載《遵義會議資料匯編》第9—10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

⑺陳虎著《長征日記》142頁,中國長安出版社2006年2月第1版。

⑻《李井泉同志生平》,新華社,1989年5月9日。

(本文原載《黨史縱橫》2014年第4期,作者系遵義會議紀念館研究室主任、研究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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